金融市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

 

从包商银行被接管到锦州银行审计师辞任;从济南农商行员工举报到20多家银行公告延迟披露2018年年报……这一系列事件，频繁引发市场对于中小银行信用风险的担忧。

 

尤其是包商银行因出现严重信用风险，银保监会对包商银行实行接管事件，仿佛一枚手榴弹，将沉睡中的部分中小银行震醒：近年来，在金融严监管趋势下，部分中小银行发展模式中蕴藏的风险逐步暴露，市场对其发展前景产生忧虑。

 

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分析称，包商银行的风控问题虽然看来只是个案，却暴露出近年来部分农商行、城商行业务模式的激进性。特别是对于农商行来说，未来更应加强内部公司治理和股权结构的稳定性，通过控制负债端压力，进行风险应对。

 

不良率高企

 

在商业银行群体中，农商行属于比较特殊的一类，历史包袱偏重。除自身原因以外，因地域经营限制，农商行与当地经济密切相关，导致不同地域之间明显分化。据《财新》杂志报道，市场化程度高、省联社弱管理的江浙地区农商行经营相对良好;经济市场化欠佳、省联社强管理的山东、安徽、贵州等地银行资产质量问题比较严重。

 

法治周末记者梳理发现，截至今年6月26日，在推迟披露年报的20多家农商行、城商行中，已有9家相继发布年报，其中包括5家农商行，分别是贵阳农商行、芜湖扬子农商行、安徽桐城农商行、山东寿光农商行、贵州仁怀茅台农商行。

 

虽然上述农商行的营业收入基本保持正增长，但在净利润方面，或滑坡明显，或虽有上涨但仍亏损。

 

特别是安徽桐城农商行，其净利润出现腰斩，同比减少56%，主要原因是资产减值损失大幅增加了226%。并且，该行连续两年经营业绩持续下滑;不良贷款余额由2017年的4.2亿元上升至2018年年末的16.88亿元，不良率由3.03%上升至12.25%。今年1月，安徽桐城农商行主体信用评级被下调。

 

同期，山东寿光农商行因2018年一季度不良率飙升，也被下调评级。法治周末记者查询该行2018年年报发现，其不良率由2017年年末的4.2%升至2018年年末的4.4%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该行近两年来持续亏损，在其合并利润表中，2018年净利润亏损1.1亿元，2017年净利润亏损6.68亿元。

 

贵阳农商行同样值得关注。2018年年末，该行不良率虽然从19.54%下降至9.88%，但依然大幅高于监管红线。而在2018年7月，贵阳农商行曾因不良率从2016年年末的4.13%飙升至2017年年末的19.54%、资本指标大幅下滑等因素，被下调主体信用评级，导致市场对农商行不良问题关注度陡升。

 

当市场对高企的不良率担忧时，伴随不良贷款激增的资本充足率和拨备覆盖率大幅下滑现象，更让人揪心，一度突破监管要求下限。

 

根据监管要求，2018年年末，农商行等非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应在10.5%以上，不良率不应高于5%。此外，2018年2月，银保监会下发的《关于调整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的通知》显示，商业银行的拨备覆盖率由150%调整为120%至150%。

 

但截至2018年年末，安徽桐城农商行的资本充足率跌至2.28%，拨备覆盖率下滑至25.2%;贵阳农商行的资本充足率为5.93%，拨备覆盖率为61.16%。贵州乌当农商行的拨备覆盖率截至2018年年底为38.62%，资本充足率截至2018年9月末为1.84%。

 

事实上，农商行不良率高企已早有预兆。

 

银保监会数据显示，自2017年以来，大行的不良率持续下行，城商行、股份行的不良率微升，但农商行的不良率却在攀升，从2017年一季度的2.55%增至四季度的3.16%。2018年一季度，大行、股份行的不良率分别为1.5%、1.7%，城商行的不良率为1.53%，农商行的不良率则升至3.26%。商业银行一季度整体不良率为1.75%，农商行不良率远高于行业整体水平。

 

目前，部分地区监管明确要求，逾期90天以上的贷款要全部计入不良贷款。经济学家宋清辉认为，当前监管强化不良贷款认定的根本目的仍是防控金融风险，加速核销，“不良贷款若一直藏匿，风险更容易爆发”。

 

不过，也有接近监管部门的人士告诉法治周末记者，2018年监管的主要导向是坐实不良分类、加大核销，也正因为大量拨备被用于核销，因此部分银行的拨备覆盖率未达监管要求，但预测未来不良率或将逐步下降。

 

信贷管理粗放

 

湖南省某农商行内部人士对法治周末记者说：“不良率是我们永远不会忽视的一件事情。”但对于不良率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，以她所在的农商行网点为例，虽然不良贷款额没有上升，但贷款总额下降了200万元，最终不良率还是上升了。

 

不过她认为，大多数农商行不良率上升的原因与其粗放的信贷业务管理有关。由于部分信贷经理业务能力较弱，放款不审慎，风控做得不好。有些人贷款用于赌博，也有些缺乏偿还能力的人可以轻易拿到贷款。

 

但在一名股份制银行人士看来，不良率提高是因为风控体系设计出现了偏差，整体迈向激进。“贷款规模和不良贷款率是一个比较矛盾的标准，想增量就必须放宽审批条件。并非某一个信贷员出现问题。”

 

华夏银行战略发展部研究员杨芮对法治周末记者分析，农商行不良率攀升的原因主要有4个。一是在宏观经济层面，地方经济下行，农商行的资产质量在较大程度上受制于当地经济发展情况，不良率激增的银行所在地区大多存在产能过剩、贷款担保公司代偿能力下降、地方政府债务危机、房地产杠杆较高等问题，直接影响银行资产质量;二是农商行本身的信贷业务结构不合理，业务管理粗放，贷款集中度较高;三是化解不良的能力较弱，化解方式比较单一;四是农商行此前对不良的认定较宽松，如今银行不良贷款认定标准提高，加速真实不良率的暴露。

 

法治周末记者获悉，某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书记在内部讲话时称，从面上来看，该省农商行不良贷款率比较高，且数据不稳定，高风险机构不少，在不同时点上出现异常波动，存在明显的人为干扰和短期行为;部分农商行贷存比偏低且呈现下降趋势，非贷款资产占比过大，存在偏离主业、脱实向虚的倾向;资产管理、资本管理、村镇银行公司治理等方面，存在信贷内控管理、资本约束机制、风险内部监管不严的问题。从点上来看，一些农商行不良贷款处置速度赶不上新增速度，且直接处置特别是现金清收效果很差;一些农商行投资快速增长，存在严重的合规风险和违约风险;一些农商行超出风险承受能力，搞“垒大户”发放贷款。

 

这名党委书记称，近年来，发生在农商行的各种风险事件，有不少是因违规造成的，而违规的源头在人，特别是各家农商银行的高管人员。贷前调查不深入、贷中审查不严格、贷后检查不落实成为普遍现象，大量问题贷款被放出去了。

 

他同时强调，今年的重中之重是压降不良，要严守“信贷门”“金库门”“账户门”等重点领域，解决“人情贷”“关系贷”“利益贷”等突出问题，从根本上解决合规性的问题。在压降不良贷款问题上，要坚持表内与表外、大额与小额、存量与增量统筹考虑，控制增量。

 

多元化补血

 

“如果不良率高于5%，那么资本金就会明显不足。因此要提高资本充足率，处置或者核销不良贷款，或者增资扩股。”前述湖南省某农商行内部人士对法治周末记者说。

 

自2017年以来，各地银监局陆续出台监管要求，督促农金机构少分红、增提风险准备金和贷款拨备。

 

据杨芮介绍，银行的资本补充途径主要有内生性补充和外源性补充。前者主要是依靠银行的利润留存，后者则主要是通过发行可转债、二级资本债等。

 

杨芮解释称，上市农商行的“补血”途径更多，如增发、配股等，这些补充资本的途径本身没有问题，但银行如果过度依赖外源性资本补充，忽视自身盈利能力提高和收入结构的优化，则不利于长远的稳健发展;而没有上市的农商行则主要通过内部自身利润留存和发债，二级资本债是一个短期性的资本补充方式，且是补充银行的附属资本，可在短期帮助农商行在监管考核上“达标”，但发债的成本比较高。

 

在农商行的发展路径上，杨芮建议，可通过优化股东结构，加强股东资质管理;加强董、监事会建设，强化监事会监督作用;平衡省联社和社会股东关系;建立科学的绩效考核体系等方式，不断完善公司治理，保障自身稳健发展。

 

此外，作为服务“三农”的主力军，杨芮认为，农商行应当“以农为本”，立足县域及以下地区提供金融服务，促进现代农业与农村金融融合。从同业竞争上看，农商行之间应体现出差异化、特色化的发展模式。例如，在盈利模式上，农商行整体呈现出利息收入占比较高、净息差处于银行业高位的特点，这源于农商行主要通过吸收大量“三农”存款，形成低成本的、较稳定的负债来源。但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，互联网金融向农村地区渗透，如果这一部分原本依靠“三农”吸收到的存款流入城市，形成存款“吸虹”现象，对利息收入占比较高的农商行来说，可能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。

 

“因此，农商行应不断创新业务模式和产品，围绕本土产业特点，提供特色化、一体化、全产业链的县域金融服务，留住并吸引更多低成本负债来源，同时在提供综合化服务的过程中，重视非利息收入的提高，优化收入结构。”杨芮对法治周末记者说。

 

宋清辉则认为，对于农商行目前存在的不良率攀高问题，具体的解决之道在于健全农商行风险防控体系，尽快建立健全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机制，同时强化贷前调查，优化信贷组织架构。还应当健全银行业法制法规建设，依法查处相关农商行的违法违规行为，规范行业环境。